内容提要：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进行了快速传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先进优秀青年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开始了艰辛探索。毛泽东早期革命非常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发动起来、革命起来。青少年毛泽东追求新知识、接受新文化，关注和思考农村农民的疾苦，在学生时代敢为人先、实事求是树立了光辉典范。在建党期间，毛泽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大胆尝试与探索农村党组织，他亲自考察中共益阳县兰溪乡金家堤支部组建情况，亲手创建中共韶山支部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农民运动样式与模板。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向往马列、潜心理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全国农民革命、农民运动取得了蓬勃发展。毛泽东早期农民运动实践与探索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进行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党建立工农联盟、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毛泽东 农民运动 实践 探索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面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民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毫无组织的状况，毛泽东开始了救国救民的艰辛探索和深度思考，经常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情于民，叩问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旗帜鲜明地介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其中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说：“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我们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的局面。”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但重视工人运动，同时也强调要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发动起来、革命起来。

问路：敢为人先、实事求是，深度了解和思考农民疾苦

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追求新知识、接受新文化，关注和思考农村农民的疾苦，在学生时代敢为人先、实事求是树立了光辉典范。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思考和探索的过程。少年时毛泽东喜欢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旧小说，读了这些故事后毛泽东发现小说里所有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而这些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这是毛泽东对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最初认识。

毛泽东少年时从事过农业劳作，曾辍学帮助父亲种田，亲身经历过田间劳作的辛苦，感受到农民生活的不易和农村的贫富差距。早年的农村生活经历既使毛泽东比同时代其他人更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也使毛泽东养成了山区农家孩子勤快朴实、吃苦耐劳的本色，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疾苦有很深的体会，知道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重心在农村。

毛泽东对农民疾苦的体会，主要还源于他对农村的调查。他探索真理，追求进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农民群众，在调查研究中增进了社会感和使命感，是他实现世界观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湖南一师念书期间，毛泽东从《民报》上看到一则关于两个青年学生徒步旅行全国，一直走到西藏边境打箭炉的报道，很受启发，不禁悠然神往，从此开启了“游学”模式。1917年暑期，毛泽东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没带分文，外出游学。历时月余，步行千里，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考察了广大农村和一些城镇、寺院、劝学所和学校，走访和结识了不少社会人士，包括种田的农民、打柴的樵夫，出卖苦力的轿工、长工，也包括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以及绅士、县衙门的小官吏等，了解到许多民情、乡俗和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被师友和同学们誉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1917年12月，毛泽东步行到浏阳文家市铁炉冲陈绍休家、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走访，和农民谈心，和他们一起挑水种菜，还种了几棵板栗树。1918年春，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与农民一起干农活、拉家常，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向社会学习，向农民学习。1918年8月，毛泽东同萧子升、罗学瓒等20多名准备赴法青年离长沙往京途中，因铁路被水冲断，在河南郾城停留一天，毛泽东便组织到附近农村，了解农民情况，观察社会民情。

了解农民生活疾苦，立志救国先救民。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农村生产落后、社会封闭，连年不断的天灾战祸使荒地面积扩大、耕地面积减少、失地农民增加，海禁开放后各种重要农产品连年入超，更加重了对传统农业的冲击。农民在饱受地主、中间商和高利贷盘剥的同时，还担负着沉重的地租和苛捐杂税，负债累累，生活极度贫困。作为一个来自农民家庭又熟悉农民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呼吁民众大联合，并且脚踏实地从事联合民众、联合农民的运动，投身于改变中国特别是农村的实际斗争中。

1919年7月28日，毛泽东就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农民联合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说：“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还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解答。”同时他还曾指出，中国农民“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和意和澈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痛感“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为此，他呼吁“民众大联合”，因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说:“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这无不体现了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与独特思考。

探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探索创立和发展农村组织

毛泽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大胆尝试与探索农村党组织，在建党期间长于组织、躬行实践提供了模式样板。

1920年夏，在“南陈北李”酝酿筹备建党期间，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1920年11月间，毛泽东应陈独秀委托，在长沙领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通知后，从长沙与何叔衡同赴上海，代表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于1921年10月建立中共湖南支部，担任第一任省级党组织的书记。

在党的“一大”后毛泽东以巨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党的工作中，把创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放在首位。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广大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引向革命道路，秘密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在他的亲自指导和积极推动下，成立了中共益阳县兰溪乡金家堤支部和中共韶山支部，其中中共益阳县兰溪乡金家堤支部是湖南省建立最早的一个农村党支部，是全国早期农村党组织中的一个典范，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与肯定。

192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根据大会宣言提出的“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这一中心任务，受党组织的派遣，上海西区党小组组长欧阳笛渔回家乡金家堤开展党团组织创建和农民运动。1924年初，毛泽东的同学挚友、欧阳笛渔的侄子、新民学会会员——欧阳泽因病从法国回乡休养，也投入到建党工作中。1924年3月，受毛泽东委托，同是益阳人的夏曦以中共湘区执委委员身份来到金家堤，与他们一起商讨创建党团组织的有关事宜。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和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他们通过创办读书社在当地农民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传播，进而秘密发展了6名农民党员。1924年6月15日晚，他们聚集在金家堤欧阳泽的家里，在煤油灯下召开了第一次党员大会。夏曦代表中共湘区执委宣布金家党支部成立，直属中共湘区执委领导，任命欧阳笛渔为支部书记，支部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组织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

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利用回韶养病的机会，偕杨开慧及两个孩子回到家乡。他以走亲访友等方式，广泛接触当地的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士绅。乡亲们听说毛泽东回来了，饱受苦难的乡亲仿佛看到了希望,纷纷涌向毛泽东的家，其中有新从安源煤矿回乡的共产党员毛福轩、农民钟志申、穷郎中毛新枚、小学教员李耿侯与庞叔侃。他们向毛泽东诉说自己的苦难遭遇和村子里的情况。毛泽东紧锁双眉，在屋子里一边踱步一边说：“我们韶山，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穷。拿新枚哥来说，自己虽然做郎中，可是全家七八口人只一亩田，年年禾镰上壁，就没饭吃。但是，穷得有志气，像志申哥就敢于和团防局的成胥生作对。”说到这里，毛泽东停顿片刻，又意味深长地说：“这些年，不但韶山农民遭受的苦难日甚一日，我到过的全国其他地方也都一样。这不是命中注定的，完全是帝国主义‘洋财东’和土豪劣绅相勾结、剥削压迫所致。大家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必须打倒洋财东和土财主。”这番话深深打动了众乡亲的心。性情耿直的钟志申连忙问道：“润之先生,听说你在长沙、安源等地,带领工人和反动派作对，回回都搞赢了。这次回韶山，能不能带领我们也闹起来呀？”曾在安源工作过的毛新枚也说：“要是我们韶山也像安源那样闹起来，那就带劲了！”

毛泽东每天都在家热情接待乡亲们，用生动的比喻、通俗的语言讲述国内外政治形势。他还顶风冒雪，早出晚归，深入贫苦农家干农活、拉家常，灌输革命道理。一天晚饭后，毛福轩、毛新枚等几个人相约来到毛泽东家里，毛泽东问：“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有枪有权有人，我们要推倒他们，办不办得到？”大家七嘴八舌，意见不一。毛泽东说：“大家可以扳着指头算一算，天下穷苦人多，还是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多？穷人占了90%以上，当然穷苦人多。依我看，推不推得倒，就看穷人齐心不齐心。只要把我们韶山每户贫苦农民都组织起来，就不愁打不倒成胥生。”毛泽东的话启发了大家，他们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秘密成立农民协会，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1925年2、3月间，韶山乡第一个农民协会成立了。从3月中旬起，毛泽东与杨开慧、毛福轩等吸取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教识字、珠算，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使一批赤贫农民和贫苦知识分子团结在农协周围。韶山的秘密农协很快发展到20余个，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钟志申迅速成长为韶山农运的骨干。

1925年6月初，毛泽东独自一人，徒步从韶山出发，经宁乡、安化、桃江到达益阳。毛泽东专程赶到离益阳县城20公里左右的兰溪古镇金家堤村，考察当地农民运动和党组织建立情况，并看望病中好友欧阳泽。在欧阳泽的引荐下，毛泽东与金家堤党支部书记欧阳笛渔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欧阳笛渔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金家堤党支部的基本情况以及益阳的农民运动和建党工作情况，并把自己被派往南县、华容开展建党工作的进展也作了介绍，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不时询问，连连称赞，并指示要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掀起革命高潮。毛泽东亲临金家堤党支部考察，给欧阳泽、欧阳笛渔和金家堤的党员们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也为金家堤党支部的发展壮大和益阳党组织领导开展农民运动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从益阳考察回来后，毛泽东吸取中共益阳县兰溪乡金家堤支部的成功经验，觉得成立中共韶山支部时机成熟。1925年 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自家阁楼上举行庄严朴素的新党员入党仪式。钟志申、庞叔侃、李耿候、毛新枚围坐在一张方桌旁，静静地聆听毛泽东讲话，桌上桐油灯吐出红红的火苗，映照着一张张兴奋激动的脸庞，毛泽东阐述了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他说：“农民占了全国人口80%，现在是国民革命时候，不能忘记农民。要知道，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做起来，农民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他勉励大家要为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毛泽东宣布中共韶山支部成立，由毛福轩任书记。7月间，韶山大旱，又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地主囤积居奇，抬高米价。毛泽东召集支部成员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他派人与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得知消息，毛泽东随即派毛福轩率领数百农民，肩负锄头、箩筐，赶往银田寺阻止谷米启运。在人多势众的威慑下，成胥生最终低头就范，同意开仓平粜。

出路：活用马列、潜心理论，大力支持和发动农民运动

毛泽东向往马列、潜心理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大革命时期领导农民革命、农民运动取得了蓬勃发展。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解决的好坏关系到国运兴衰。进入近代以来，农民成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力量。要想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须关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赢得了农民，就赢得了中国革命。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以韶山农运和各地农运积累的素材为依据，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指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同盟军，从而集中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1926年1月，他写成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8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比较深入的科学分析，明确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毛泽东初步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制定对农民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大革命时期为了适应农民运动迅速发展的需要，培养农民运动人才，1926年3月，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讲所，并担任所长，全力投入农讲所的工作。毛泽东为第六届农讲所设置了理论学习、军事训练、调查研究、外出实习等课程项目，不仅帮助学生们掌握了先进的革命理论知识，还锻炼了革命实践能力。毛泽东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一个研究会由该省学生组织，推举干事一人，书记一人至八人主持研究会事务，各研究会每周开会一到两次。毛泽东还引导学生拟定了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如实填写。毛泽东还亲自带领农讲所50名学生到韶关地区实习一周，参观并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组织全体学生到农民运动开展得好的彭湃领导的广东海丰等地实习，学习和摸索农民运动的经验。

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毛泽东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主编《农民问题丛刊》，1926年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号召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

在毛泽东的主办下，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学习时间持续了4个月，是历届农讲所中时间最长，也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届。毛泽东通过主办广州农讲所宣传了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和思想，培养了一批“能文能武”的农民运动领导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1926年11月中旬，毛泽东由广州到上海任中央农委书记。15日，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目前农运计划》。规定农民运动要向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直隶各省全面铺开，并以湘、鄂、赣、豫四省为发展农运的重点。毛泽东抓紧在湘鄂赣数省进行调查，对湖南和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1926年12月1日，湖南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毛泽东收到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12月17日，毛泽东从汉口回到长沙。20日下午举行欢迎会，并介绍：“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欢迎大会主席在致词时，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强调“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国民革命中工人的要求，要原料充足，生产品丰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只有农民。”强烈表达了对农民运动的支持。

为了纠正“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问题，回击和驳斥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提着装有笔记本的袋子，在戴述人的陪同下，开展了为期32天调查研究，徒步700公里，足迹遍及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广泛接触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2月5日毛泽东结束考察回到长沙后，向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党校和团校作了4次有关农民运动的报告，总结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指责。2月12日，毛泽东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确凿事实，驳斥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很快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它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也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发行单行本。瞿秋白在该书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毛泽东在考察报告中热烈赞颂大革命中的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尖锐地批评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说明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和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到1927年5月，湖南全省75县有65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600万人，占全国同期900万名农民协会会员的60%以上，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多万人，占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多。湖南成为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和高潮地区。

（作者唐胜国系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综合部三级主任科员,此文入选“湖南早期农村党组织与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中共金家堤支部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