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与李启汉的纯真革命友谊

胡  羲

内容摘要： 邓中夏和李启汉是杰出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他们在领导组织工运历程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共产主义共同理想信念，是他们纯真革命友谊的坚强纽带。深入研究他们革命友谊的形成背景、过程和感人事迹，对于纯洁党内同志交往，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具有积极意义。新时代，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引路人”“追随者”“真同志”。

关键词： 邓中夏 李启汉 早期工人运动领袖  革命友谊 同志关系

邓中夏和李启汉是建党早期全国仅有的50多位共产党员之一，也是最杰出的两名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有“南李北邓”之美誉。他们不仅是湖南老乡，是革命同志，是知心朋友，也是郎舅亲戚，他们在投身救国救民和领导组织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历程中，建立了极为深厚的革命友谊。重温并深入研究邓中夏和李启汉纯真而感人的革命友谊，追忆他们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互相激励、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为推动早期工人运动发展而不懈奋斗，最终为革命捐躯的英勇事迹，对于新时代纯洁党内同志交往，真正形成纯洁和谐的同志关系和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具有积极意义。

一、因“五四运动”结缘，相继投入早期建党工作

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前行的道路上有人给你指引正确的道路，并无私提供帮助。李启汉遇到邓中夏，就是这样一种幸运而美好的结缘。李启汉，1898年8月出生于湖南江华码市镇。1915年至1916年，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上学，1917年2月转至长沙岳云中学上学。1919年5月，“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北京大学湘籍学生邓中夏到湖南联络，5月25日在长沙楚怡小学召开大会。李启汉作为岳云中学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结识了邓中夏。李启汉深为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所感动，他与邓中夏多次交谈，为能结识这样一位有胆识有抱负的同乡而高兴。由此，也开始了两人长达9年的传奇友谊。邓中夏是中国最早接触、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学者之一，他也是李启汉共产主义信仰的引路人。毛泽东、邓中夏、李启汉等在长沙组织开展罢课、游行、演讲、抵制日货，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遭到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蛮横压制。1919年12月，李启汉作为湖南学生请愿代表团成员之一，赴北京“请愿驱张”。期间，李启汉与北京学联负责人邓中夏有机会进一步接触。他们经常在图书馆、宿舍等地推心置腹交谈。邓中夏喜欢李启汉这个聪明好学的年轻代表，李启汉钦佩邓中夏这个进步博学的学联兄长。他们很快成为好友，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出入相随，如兄弟、如师友。尚未读完中学的李启汉在邓中夏的鼓励下，下决心报考北京大学，却因家境贫困，无力支付学费。于是，邓中夏多方奔走，帮他弄到一张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旁听证。1920年1月至5月，李启汉在北京大学旁听期间，开始接触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邓中夏也进一步向他讲述革命的依靠力量、社会的发展问题等革命道理，并介绍他认识李大钊等人。这些，打下了李启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思想基础。

1920年5月，经邓中夏推荐，李启汉到上海华俄通讯社工作，结识了来华指导中国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以及陈独秀、李达等人，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和工运理论熏陶。8月，李启汉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团的创始人之一。9月，李启汉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不久即由青年团团员转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成为早期50多名共产党员之一。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参与建团、建党的实践中，李启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向着共产主义去奋斗。1921年初，他写下《什么是共产主义》一文，并向工人演讲，指出“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孕育成的”“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与此同时，邓中夏在北京积极投入早期建党工作，并同样成为早期共产党员。1921年1月，邓中夏代表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赴上海参加建党座谈会，会前与李达、李汉俊、李启汉、林伯渠等人交换意见。

二、因坚定追随升华，共同成为杰出早期工运领袖

所谓追随，应是对理想和事业的追随，而非对个人的追随、巴结和依附。李启汉追随邓中夏开展工人运动就是如此。1920年夏，邓中夏从北大毕业后，拒绝父亲在农商部为他谋到的一份差事，而是受北京党组织指派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李启汉也跟着到长辛店做铁路工人的组织发动工作，这对他后来致力于工人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只考虑傍身依附、升官发财，李启汉完全可以选择留在邓中夏身边，但在邓中夏的影响和鼓励下，他毅然放弃北京大学旁听席位，满腔热情到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投入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等革命实际工作。为了拉近与工人的距离，甚至连穿着都改变了，常常穿一套三个口袋的蓝色工人服，脚上一双旧胶鞋。包惠僧回忆：“李启汉在湖南岳云中学时是高材生，自从走出湖南后，他再也没穿过那套蓝袍黑马褂。当时知识分子到过香港广州的，几乎没有哪个不做一身洋服穿一穿。李启汉则很少穿洋服。”

1920年秋，李启汉等人受上海党组织委派，去沪西筹备纺织工会，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他费尽努力，在上海小沙渡（今安远路）建立上海第一所工人学校“工人半日学校”，与当时邓中夏等人在北京长辛店开办的工人俱乐部齐名，是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自此，早期工运“南李北邓”的格局初步形成。党的一大召开前夕，李启汉再次见到来上海联络建党工作的邓中夏，并向他请教解决组织工人运动时遇到的难题。邓中夏接触马克思主义比李启汉早，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理论和实践经验更为丰富，便为他出谋划策。李启汉后来组织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响亮打出“还我血汗”的旗号，宣扬“劳工神圣”的道理，引领工人阶级觉醒、团结，最终取得了罢工胜利，他自己也赢得了“小李先生”的赞誉。这背后，其实有“大邓先生”的功劳。从此，李启汉坚定地追随邓中夏等人走上开展工人运动，致力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他们创办工人学校，组织成立工会组织，向工人传播革命真理，发动工人罢工维权，在组织工运的斗争中进步提高，也让他们的友谊不断升华。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邓中夏任北方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李启汉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负责编辑《劳动周刊》，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继续负责上海的工运工作。邓中夏在北方先后领导了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李启汉则在上海先后领导上海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运动、浦东日华纱厂工人罢工等。

李启汉经常活跃在组织工人运动一线，引起了上海租界巡捕房的警觉，不仅派暗探侦查监控他，还于1922年1月30日、2月11日先后两次逮捕或传讯李启汉。但在缴纳罚款、“接受警告”获释后，李启汉没有畏惧，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入工人运动斗争。1922年5月，他与邓中夏一起从上海出发，前往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书记部提出“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广州制度案”，获得一致通过。从广州返回上海后，李启汉继续组织沪上海员斗争、日华纱厂工人二次罢工和上海邮政工人罢工。1922年6月1日，租界巡捕房以“煽动罢工，扰乱秩序”罪名第三次将李启汉逮捕，租界法庭对他判决“判监三个月，并驱逐出境”。党组织立即组织营救，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发表李启汉被捕《告全国劳动朋友书》，揭露租界和军阀的阴谋。但监禁3个月期满，李启汉并没有被释放，他被引渡给上海护军使署，关进龙华监狱，后被移到上海陆军监狱。1923年，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邓中夏随总部迁到上海，并当选中共上海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他要求“接济在狱同志，每月应送食物及衣服”，并与沈雁冰（茅盾）联络上海各界营救保释李启汉，但未有效果。直到1924年10月13日，李启汉被关押了2年零4个月后才获释。邓中夏等人亲自接他出狱，见他骨瘦如柴，悲愤说道：“你是我党坐牢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热泪盈眶的他俩，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以“为了勤劳大众而死，虽死犹生”互勉，两人生死与共的革命友谊在此刻升华。邓中夏还为此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启汉出狱--喜极而泣，歌以志之》，激励启汉继续战斗。出狱后经过短暂休养，李启汉便向组织要求分配工作，组织决定派他到湖南去 。临行前，邓中夏建议李启汉改名：“你从狱中出来，头发长得像森林一样。同时也表示我们工人阶级像森林一样无限众多和无限生长。所有叫做李森。”

三、因真情关爱相亲，舅郎不幸先后为革命捐躯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邓中夏、李森（李启汉）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邓中夏任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李启汉任组织部部长，共同主持全总日常工作，并参加中共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他们之间因此有了更多接触和更深入的了解。期间，邓中夏、苏兆征、李启汉成功领导和组织了中国工运史上有名的省港大罢工，他们密切配合，互相支持，既谋划各阶段行动，也深入一线发动组织。邓中夏亲赴香港发动工人罢工，后又牵头组建工人纠察队，捉拿工贼，维持罢工秩序。李启汉先在广州沙面租界策划发动工人罢工，后主持干事局工作，帮助数十万离港回省的工人解决生活问题，组织工人家属开展自救。邓中夏、李启汉还多次到各工会组织发表演讲。

邓中夏一心一意从事工人运动，生活十分简朴，30多岁仍然单身一人。1926年1月，李启汉的母亲和妹妹李惠馨（后改名李瑛、李夏明），因债主逼债，便来广州找李启汉。见前来广州的二妹正好无事，李启汉便安排她帮助照料邓中夏的生活。邓中夏很喜欢李惠馨这个吃苦耐劳的小姑娘，有空时常教她读书写字。李惠馨受邓中夏、李启汉影响，在料理家务的空余，也去听邓中夏对工人的演讲。彼此相处一段时间后，二人产生了爱慕之情。李启汉本来就对邓中夏十分钦佩和了解，也积极从中撮合。1926年8月，在刘少奇、何宝珍、周恩来、李启汉等人的见证下，邓中夏与李惠馨结婚。婚礼当日，邓中夏还带着李惠馨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对她说：“小妹，我们不要忘记死去的先烈们！”此刻，邓中夏、李启汉已由亲密战友进而成为嫡亲郎舅。对革命人的婚姻和家庭艰辛，李启汉有切身体会。他清楚的知道，他与邓中夏从事工人运动，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二妹嫁给邓中夏苟能享福平安！略通世事的李惠馨也知道，选择了邓中夏，就意味着东奔西跑、居无定所，甚至付出生命。李启汉与邓中夏爱屋及乌的真诚友谊发自内心，即便结亲郎舅，依然不失本真、明亮无私，更是共同的理想、革命的道路、真正的爱情促成了这段亲情。李启汉在上海期间，认识了参加工人运动的纺织工人薛映华，两人互有好感，相处融洽。由于工作紧张，不久后李启汉被捕入狱，出狱后又奔赴湖南工作、广东工作，互相惦记的两人一直未能走到一起。直到1927年3月，在组织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薛映华来到广州工作，两人才正式结婚。却不料，不到一个月，李启汉便被捕壮烈牺牲。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李启汉连夜召开会议，紧急研究应变计划。4月15日凌晨，广东军阀步蒋后尘，查封全总广州办事处，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李启汉不幸被捕，4月23日晚，被押往南石头刑场秘密杀害，时年29岁。

此后，李惠馨随邓中夏为革命四处奔波，虽聚少离多，但两人感情很好。1927年8月，邓中夏参加党的“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莫斯科生活是邓中夏与李惠馨相处最幸福安宁的一段时光。李惠馨回忆：“当时邓中夏虽然很忙，但每天我从学校回来，他都来学校的大门口等着我，我们一起穿过贡院，肩并肩、手拉手地走回家。······那种快乐，无法形容”。1930年，邓中夏回国，领导湘鄂西根据地的革命斗争。1932年秋，受王明等人排挤，他被撤销职务，责令去上海“接受审查”，后从事地下情报工作。邓中夏“接受审查”时，正在上海情报机关工作的李惠馨不离不弃，勇敢地选择支持丈夫，继续和邓中夏生活在一起。1932年11月2日，李惠馨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一直关押。为了不暴露邓中夏，双方只能以暗语写信，互相关心鼓励。但不久之后，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被法租界巡捕逮捕。他自称施义，在多方营救下，只被判刑52天。后因叛徒出卖，邓中夏身份暴露。为了进一步确定邓中夏的身份，法庭提审李惠馨，让她出庭指认邓中夏，朝思暮想的两人终于相见了。邓中夏却突然大叫：“我不认识这个女人!”强忍悲痛的李惠馨也只能残酷回应：“我没见过这个人。”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在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献出了39岁的宝贵生命。邓中夏牺牲后，李惠馨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李夏明，意为继承丈夫的遗志。此后，她先后在西安、延安、太行山等地工作。1945年3月1日，毛泽东在写给李夏明的信中鼓励她：“继续为党工作，以继启汉、中夏之遗志。”她在回忆录中也记述,一直记得李启汉跟她说的那句话，“你要记着，哥哥是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的！”

邓中夏与李启汉在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道路中相遇、相识、相知、相亲，两人在并肩战斗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关爱、互相成就，成为最杰出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最终都为此英勇牺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既是他们勇敢战斗的不懈动力，也是他们革命友谊的坚强纽带。革命理想大于天。共同的理想信念是建立革命友谊，纯洁同志关系的基石。左丘明说：“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载：“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共产党员是一批因共同信仰共产主义而走到一起的革命同志，党员同志之间，天然具备建立革命友谊的基础。邓中夏与李启汉传奇而纯真的革命友谊故事万古流芳，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新时代，我们仍然需要更多基于共同理想信念、志同道合的“引路人”“追随者”“真同志”，而不是搞尔虞我诈的争权夺利、不负责任的两面三刀、破坏规矩的团团伙伙、官僚霸道的颐指气使、虚伪庸俗的阿谀奉承和漠不关心的明哲保身、不讲原则的一团和气。   

（作者系中共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此文入选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邓中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学术研讨会，并被评为优秀论文）

注释：

【1】《李启汉》，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2】《中国工运历史英烈传--李启汉》，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年版

【3】《永州党史人物故事丛书--李启汉的故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李启汉文存》，线装书局2024年版

【5】《革命先烈李启汉陈为人纪念文集》，中共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编 2016年9月

【6】《文史天地--邓中夏、李启汉：领导早期工人运动的郎舅英烈》 2021年12月

【7】《湘潮--读邓中夏给狱中妻子李瑛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