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1907-1999），原名虞上聪，湖南江华人，是从湘南瑶山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他1925年投身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北伐战争、井冈山斗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洗礼，从红军初创时期的政治工作者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江华”这一名字，是1938年他奔赴山东抗日根据地前，毛泽东主席提议改的——“以县名作人名，永远不忘家乡，不忘人民”。这个名字伴随他走过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主政浙江的建设时期以及在最高人民法院拨乱反正的司法征程，也深刻烙印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实事求是、不务虚名”的政绩观，成为他一生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

把民心当作最大的政绩

1943年，江华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毛泽东曾对他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善于“察言观色”——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察民情，解民忧，把人民的冷暖时刻记在心里。

1949年8月，江华出任杭州市委书记兼市长、杭州市警备司令、政委。当时刚解放的城市街道残破、垃圾堆积，不少群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面对这种情况，他没有提出宏大的口号，而是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教导的“察言观色”作为工作信条，常常身着便衣走街串巷、深入群众，从他们的表情和言语中感知最急迫的困难。

当时，杭州失业、半失业工人达2.6万人，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关乎新生政权的稳固。江华力主“以工代赈”，亲自担任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主任，筹集救济基金，将救济与建设相结合，组织失业工人修建海塘、公路，把救济款转化为劳动报酬。至1950年秋，近1.3万人重获生计，社会趋于稳定。春节前，他严令必须在除夕前将救济粮款发放到户，他说：“党和政府不关心他们，谁去关心他们！”

1951年3月，杭州江干区突发特大火灾，烧毁民房1000余间，4000多名灾民无家可归。火灾发生后，江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坐镇指挥，提出“不冻死一人，不饿死一人”的铁令，一方面搜救被困群众，一方面紧急调配粮食、衣物和棉被，连夜搭建临时安置棚，安排医护人员值守。有灾民说：“人民政府实实在在是我们自己的政府，要是国民党时期，我早已饿死了。”在江华心中，最大的政绩就是让工人有活干、有饭吃，让灾民有房住、有希望。

1961年，他深入仙居等地蹲点调查，与农民同吃同住。他看到公共食堂里稀粥照人影，孩子瘦得皮包骨，于是顶住压力，向中央写信汇报浙江的情况。他根据调查情况，认为大多数食堂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主张解散食堂，把粮食分配到户。这些意见被《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采纳，无数家庭因此重燃炊烟。

1985年，江华回乡参加江华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典。临行前，他特意在北京买了4盏马灯，因为他知道家乡尚未通电。然而，当地政府为了照顾首长，特意在他的旧居安装了柴油发电机和电灯。江华得知后极为不悦，严肃批评道：“全村100户、500多人，为什么专门为我家安装电灯？这样搞特殊化不好，群众会有看法的。”他坚决要求拆掉发电机，点亮了自己带来的马灯。马灯的微光折射出党和人民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血肉联系。

把实情当作决策的根本

江华常说：“建设社会主义目的就是让农民富起来，怕农民富起来是穷光荣思想，是要不得的。”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始终坚持每年下乡蹲点两个月，从浙北平原到浙南山区，从沿海渔村到内陆乡村，每一个偏远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不摆架子、不搞形式主义，和农民一起坐在田埂上、灶台边，听民声、察实情、解民忧。他深知浙江人多地少，水、旱、虫、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群众靠天吃饭，生活十分不易，因此多次向中央建议减轻农民负担，削减粮食征购任务，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有一次，他在宁波鄞县姜山镇蹲点，看到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农，交完国家征购粮后，家里只剩下半袋粗粮，老人一边叹气一边说：“这粮食只够我和老伴吃一个月，冬天可怎么办啊？”江华当即蹲下身，抚摸着粮袋，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的政策，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更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回到杭州后，他连夜起草报告，详细说明浙江农村的实际情况，附上自己蹲点记录的农户收支明细，恳请中央减少征购指标。

他还提出藏富于民的思路：鼓励农民发展副业，在山区种植茶叶、蚕桑、果树，在沿海发展渔业养殖，在家乡发展家禽家畜养殖，还牵头搭建产销渠道，让农产品能卖出去、卖上好价钱。这种思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堪称远见卓识，也为浙江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一位仙居的茶农，按照江华的建议种植高山茶叶，第一年就增收了200多元。茶农特意带着茶叶赶到杭州感谢他，江华笑着说：“这是你自己勤劳换来的，要感谢就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在他的主持下，浙江大力兴修水利，修建了一大批水库、水渠，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新安江水库，有效抵御了自然灾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浙江提前一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棉、猪等主要指标，做到粮食自给有余。同时，他抓住国家工业发展的机遇，以冶金、化工、电力、机械为主，在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建设起一批工业企业，优化了经济结构，为浙江的工业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后来浙江的经济腾飞埋下了伏笔。

把法制当作履职的准则

“文革”时期，全国司法体系遭到严重破坏，法院机构瘫痪、人员流失，大量冤假错案积压。不少群众背着铺盖卷，千里迢迢到北京申诉，却屡屡碰壁、申诉无门。

1975年，江华临危受命，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肩负起拨乱反正、重建司法秩序的重任。面对被砸烂的公检法体系，面对“刮翻案风”的指责和各种阻力，他毫不退缩，力排众议，坚决启动“文革”期间刑事案件的复查工作。他对法院工作人员说：“我们是人民的法院，要为人民做主，不能让老百姓蒙冤受屈，哪怕有再多阻力，也要把冤假错案查清楚、纠正过来。”

1978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具体部署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江华在会上明确提出“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的原则，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坚持实事求是，不回避、不推诿，逐一核查每一起案件，做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为了推动复查工作落地，他亲自接待申诉群众，每天抽出两个小时，在接待室里认真倾听申诉人的诉求，仔细查看申诉材料，对疑难案件亲自督办、亲自阅卷。

有一次，一位河南来的老人跪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口，哭诉自己的儿子被冤判死刑。江华得知后，当即请老人进屋，给老人倒了一杯热水，耐心倾听老人的诉说。仔细翻阅案件材料，他发现案件确实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当即批示相关部门重新核查，还亲自督办案件。经过三个月的细致核查，老人的儿子得以平反昭雪，无罪释放。老人带着儿子专程来到北京，向江华道谢，江华握着老人的手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法律还给了你们公道。”

截至1981年，全国法院共复查“文革”期间判处的刑事案件120余万件，依法改判纠正冤假错案30.1余万件，涉及当事人32.6余万人。江华曾痛切地说：“那么多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人，冤没有平，气没有平，家庭生活没有安置，怎么能够安定团结，又怎么能够说恢复了法治？”

在刑法实施初期，面对一名“差5天满18岁”的杀人犯，不少群众要求严惩，部分干部也建议“特事特办”，判其死刑以平息民愤。江华接到案件汇报后，反复查阅案卷，仔细核对犯罪嫌疑人的出生日期，确认其确实差5天满18岁。在讨论案件时，他坚决反对“特事特办”，严肃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差1天也不能杀。如果差5天可以例外，那么差6天、7天、10天怎么办？刑法这一条就被破坏了，还有什么法律的严肃性？我们不能因为舆论压力就违背法律原则，那样只会让群众失去对法律的信任。”

把清廉当作立身的本色

江华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却始终恪守公权不私用、公款不私花、公物不私占的立身准则。他对亲属管教极严，绝不允许任何人借自己的身份搞特殊、谋私利。他常告诫家人与身边工作人员：“为官从政，一厘一毫皆是民脂民膏，绝不能占公家一分一毫、占集体半点便宜。”江华教育在家务农的侄子、侄孙，不要因为他有任何优越感，老老实实当好农民，听政府的话，带头交公粮。1965年，已是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第一次回家乡，当晚全家人一起吃团圆饭，几位晚辈想出去参加工作，请叔叔帮忙。话没说完，江华立刻严肃起来，说：“要踏实做人，靠本事吃饭。有本事自己考出去参加工作。”

1983年，远在家乡的侄女婿写信给他，委婉暗示想用政府财政资金修缮家族老屋，想借着老首长的名望让公家出钱办事。江华阅信后，当即回信严厉批评：“修房子是家中私事，凡事尽量靠自己力量解决，千万不能揩公家的油。”事后他得知，家人此前办事时不慎违规使用了6000元公款。在那个工资微薄、物资紧缺的年代，这是一笔足以改变普通家庭生活境况的巨款。旁人都劝他悄悄了事、不必较真，江华却态度坚决，当即自掏腰包凑齐款项，亲自督促家人一分不少、如数退还给当地县政府。江华的侄儿虞大沣后来回忆说：“这么多年来，全家人都以他老人家为榜样，没有一个人占公家的便宜。”

1999年，江华逝世后，按照他的遗嘱，骨灰分别安葬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家乡鹧鸪塘村母亲墓旁。“生为革命，死归故土”，他用生命最后的归宿，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也为自己的政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不留遗产，留精神；不留钱财，留风范。

（作者：陈涵，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文史博览》，2026年第6期）